一九三六年六月，重庆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图为重庆救国会部分成员合影。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反动军阀的残酷镇压，以及党的“左”倾错误领导，致使重庆革命力量遭到异常惨重的损失，无数革命先烈在重庆壮烈牺牲。到1935年夏，重庆已经没有了党的组织，但党的影响始终存在。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领土的步步进犯，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逐步兴起，这一时期成立的重庆救国会和恢复重建的重庆地方党组织，担负起了组织领导抗日救亡运动的重任，在重庆地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

重庆救国会领导城区抗日斗争

1931年9月，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消息传到重庆，激起山城人民极大的民族义愤，重庆各界先后成立多个抗日救国组织，抗日救国的斗争不断高涨。1935年12月9日，北平数千爱国学生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一二九”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激起了强烈的反响。12月24日，“重庆学生救国联合会”(简称“学联”)在城区成立，领导全市学生开展抗日爱国活动。1936年1月，由学联主办的《救国半月刊》开始出版，向社会各界宣传抗日救亡主张。3月中旬，国民党重庆市党部强行解散了学联，城区抗日救亡运动转入低潮。但不少学生运动中的进步骨干仍坚持开展活动，他们以《商务日报·副刊》为阵地，发表进步文章，宣传抗日救亡，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1936年2月，从苏区脱险后与党失去联系的共产党员漆鲁鱼来到重庆，任《新蜀报》编辑，他和几个与党失去联系的党员及积极分子一起，利用《新蜀报》和《商务日报·副刊》两个阵地，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宣传，逐步形成重庆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核心。同年6月上旬，重庆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重庆救国会”）在城区举行了成立会议，会议推选漆鲁鱼任总干事，负责领导重庆地区的抗日救亡斗争。9月，中共中央特派员张曙时到重庆与漆鲁鱼取得联系，了解重庆抗日救亡运动情况，指示各救亡团体加强团结，发展统一战线。从此重庆救国会就纳入了党组织的领导之下，其影响和活动迅速扩大，先后成立了“重庆学生界救国联合会”“重庆职业青年救国联合会”“重庆文化界救国联合会”“重庆妇女界救国联合会”4个组织，将重庆文化、学生、职业青年、妇女、工人等爱国力量团结在周围，一大批运动骨干在斗争中得到锻炼，极大地推动了重庆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1936年7月，重庆救国会以《商务日报·副刊》名义，开办“新文字暑期讲习班”，宣传抗日救亡，传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吸收20多人参加救国会，为救亡运动培养了骨干。10月，鲁迅逝世的消息传到重庆，救国会利用《商务日报·副刊》推出《追悼鲁迅先生专刊》，着重宣传抗日救亡，同时联络文化界召开追悼会，号召大家以鲁迅反抗黑暗势力的大无畏精神为榜样，团结起来，为抗日救亡、民族解放而奋斗。11月，为支援傅作义部队在绥远的抗日活动，救国会发起各界援绥募捐，同时组织劝募队到街头、乡镇、娱乐场所等进行宣传。这次援绥活动，进一步扩大了抗日救亡的影响。通过这些活动，救国会充分调动了重庆各界民众的抗日救亡热情。

在领导重庆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过程中，漆鲁鱼等共产党员还十分注意将抗日救亡与宣传中共政治主张结合起来，组织会员学习党对抗日的方针政策和马列主义基本知识。在救国会影响下，许多进步青年的觉悟不断提高，积极要求入党。1937年底至1938年上半年，救国会先后输送100多名进步青年前往延安和抗日前线。

重庆救国会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重庆党组织尚待恢复重建的关键时刻，担负起了组织领导抗日救亡运动的重任，使得重庆地区抗日救亡活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重庆救国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和建立的进步组织，为重庆地方党组织的恢复重建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重庆地方党组织恢复重建

1937年7月7日，日军制造“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鲜明地提出正确的政治主张，组织和发动一切抗日爱国力量，掀起全国规模的抗日救亡运动。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重庆地方党组织正处在恢复之中。重庆地区广大群众掀起的抗日救亡热潮，迫切需要党的领导和推动。这一时期，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建立的重庆救国会适应了抗战形势发展的需要，引领着抗日救亡运动不断向前发展。为了适应全国抗战爆发以来的新形势，中共中央召开白区工作会议，提出“各地党部应当在中央的帮助下迅速恢复起来，并且谨慎地认真地发展党员”的要求。重庆救国会奠定的组织基础，特别是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加速了重庆地方党组织的恢复重建工作。

1937年10月，中央特派员张曙时从成都派人到重庆与漆鲁鱼等取得联系。通过审查，恢复了漆鲁鱼等人的党籍，接上了一批由外地转来的党员关系，在重庆救国会的基础上，成立了以漆鲁鱼为组长的中共重庆干部小组。中共重庆干部小组的建立，标志着川东及重庆地区党组织自1935年被破坏中断后开始得到恢复。12月，经在成都成立的中共四川省工委批准，中共重庆干部小组改为中共重庆市工作委员会，书记漆鲁鱼，组织委员杜延庆，宣传委员郝威。重庆市工委成立后，将救国会中的骨干成员发展为共产党员，在“职业青年互助会”“自强读书会”等进步团体中建立党团组织。重庆地区党组织在以中共重庆市工委为中心的基础上得到恢复和发展。

党组织虽有了较大发展，但仍远远落后于形势发展和中央的要求。1938年3月15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要求各地党组织把“大量地、成十成百倍地发展党员”作为党组织“迫切与严重的任务”。鉴于这一时期重庆政治地位迅速提升，中共中央长江局决定将中共重庆市工委改为中共重庆市委。1938年6月，中共重庆市委正式成立，书记廖志高，组织部长杨述，宣传部长漆鲁鱼。重庆市委成立后，立即执行中共中央长江局指示，放手在重庆大学、渝女师、清华中学等大中学校，二十一兵工厂、天府煤矿等厂矿企业中发展党员，并逐步建立了市内各级党组织。到1938年10月底，中共重庆市委所属党员已达900名，其中市区650名，分布在新建立组织的城区、新市区、沙坪坝、南岸、江北5个区和海员工作委员会共58个支部中。

1938年11月下旬，中共四川省工委在成都召开扩大会议，根据中共中央长江局指示，决定撤销中共四川省工委，分别在成都和重庆设立中国共产党川康特别区委员会(简称“川康特委”)和中国共产党川东特别区委员会(简称“川东特委”)。川东特委（兼重庆市委）书记廖志高，组织部长李应吉，宣传部长漆鲁鱼。重庆市委成立时，下辖江北区委、城区区委、新市区区委、沙磁区委、南岸区委、北碚实验区特区委等基层组织。川东特委还下辖北碚中心县委、万县中心县委、巴县中心县委等基层组织。到1939年10月，川东特委所属党员已达3600人。

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开展

党组织的不断发展壮大，为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开展创造了条件。“七七事变”后，在重庆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重庆救国会先后成立了“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委员会重庆分会”“重庆各界抗敌后援会文化界支会”等组织，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37年9月18日，重庆10万余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纪念“九一八事变”6周年抗敌救国大会，会后组织了3000多人的歌咏大游行，群情激昂，救亡歌声震荡重庆。1938年“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事变”一周年纪念日，重庆救国会联系14个青年团体发起组织了盛大的纪念会和数千人参加的火炬游行，轰动一时。重庆救国会系统的各个演剧队协同陆续从外地迁渝的全国性戏剧团体，频繁地举行抗日戏剧演出和歌咏活动，宣传抗日。

在党组织领导下，重庆各种抗日团体组织了宣传队、歌咏队、演剧队，利用各种形式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在遍及城市、农村的广大地区，演出街头剧，张贴壁报、漫画，举行慰劳、募捐活动等，重庆的抗日救亡运动掀起了新的高潮。

区委党史研究室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