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南方局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旧址。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国民党政府被迫迁往重庆。重庆成为抗战大后方的政治枢纽和军事指挥中心，中国的战时首都。1939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秘密建立，由周恩来、博古、凯丰、吴克坚、叶剑英和董必武任常委，周恩来任书记。中共中央南方局从建立到1946年5月东迁南京的8年时间里，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坚定地、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和方针政策，领导整个南方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党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以及在国统区内设立的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等公开机构，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下，坚持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

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坚持团结抗战

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周恩来等中共中央南方局负责人以中共代表的公开身份，与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和联系，与各界人士广泛交往，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揭露国民党反共阴谋，维护团结抗战的大局。1939年后，国民党对国共合作抗日逐渐冷淡。1939年冬至1940年春，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对中共领导的陕甘宁边区进行了大规模武装袭击。1941年初，国民党顽固派又蓄意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顶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阶级矛盾异常激烈。中共中央出于安全的考虑，指示周恩来、董必武等立即撤返延安。周恩来等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人处变不惊，经过对形势的缜密分析和判断，决定坚守重庆阵地，争取时局好转。周恩来对中共中央南方局全体工作人员说：“反动派可能下毒手，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准备反动派的突然袭击，要准备被捕、坐牢、砍头！不管怎样，我和同志们在一起。”这个意见得到党中央认同，并决定实行“政治上取全面攻势，军事上取守势”的方针。据此，中共中央南方局一面代表党中央同国民党当局正面交涉，作“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同时，在不同战线对国民党顽固派开展猛烈攻势。通过多方活动，将“皖南事变”真相公诸于众，争取到国内各界和国际反法西斯阵营的广泛同情和支持，使国民党在政治上陷于空前孤立，迫使国民党最高当局作出“以后决无剿共之军事”的承诺，挽救了濒临破裂的国共关系。

积极发展进步势力

开拓统一战线新格局

争取中间势力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间势力主要包括国共两党之外的各抗日小党派、社会贤达、从国民党内分化出来的民主派，以及地方实力派和开明士绅等，是中国政治舞台上一支重要力量。中共中央南方局在周恩来领导下，创造性地贯彻党中央关于“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结合国民党统治区实际，为争取中间势力做了大量工作。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人与各抗日民主党派人士广交朋友，密切配合，在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和实现民主政治的基础上，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1940年12月，国民党政府改组参政会，压制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取消张申府、章伯钧、杜重远、章乃器等人的参政员资格。各中间党派为争取生存，迫切需要加强自身团结，并希望得到中共的支持。中共中央南方局对此“极端赞同”，鼓励他们建立了“统一建国同志会”，并在此基础上，帮助他们于1941年3月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9月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周恩来等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人常去民盟机关“特园”，与民盟领导人共商国是。中共中央南方局还积极支持国民党民主派和科技界、工商界代表人士在重庆分别于1945年10月成立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后来成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重要组成部分），于1945年12月成立中国民主建国会，于1946年5月成立九三学社等民主党派。

为加强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中共中央南方局设立了经济组。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人与其上层代表人物建立经常联系，鼓励他们积极为抗战多作贡献。通过“迁川工厂联合会”“中小工厂联合会”等组织和团体开展统战工作，支持民族工商业发展，帮助民族资本家进步。使民族工商界人士由最初的疑虑和疏离，最后在坚持抗战民主的斗争中成为中共的同盟军。正如周恩来所总结：“在1941年只有文化教育界靠拢我们，1945年民族资产阶级也靠拢我们了。”中共中央南方局通过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把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聚集在党的周围，最大限度地争取了中间势力，开拓了统一战线的新格局。

占领抗战文化阵地

发展进步文化

用新民主主义文化去团结教育人民奋起抗战，是中国共产党的又一重要任务。中共中央南方局充分利用《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等党的舆论阵地，旗帜鲜明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对时局的主张，通俗、系统地传播马列主义，传播抗战进步文化，揭露批判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阴谋，使这些阵地成为“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一面旗帜”。中共中央南方局利用周恩来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的合法身份，通过政治部第三厅、中苏文化协会和文化工作委员会等合法机构，团结进步文化人士，大力推动抗战进步文化运动。特别是“皖南事变”后，为冲破国民党统治区政治阴霾，中共中央南方局以戏剧为突破口，利用“雾季公演”等形式开展政治斗争。在周恩来的关心支持下，从1942年至1945年，重庆进步文化界陆续创作和上演进步话剧达242台，在国民党统治区掀起了一场规模空前、影响深远的进步文化运动，开创了中国现代戏剧的黄金时代，使以“抗战、团结、民主”为旗帜的抗战进步文化成为了大后方文化的主流。

中共中央南方局结合斗争实际，积极倡导和推动理论学术研究。为批判以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为代表的法西斯理论，周恩来亲自撰写文章《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并发动进步文化界广泛开展学术研究，从政治、经济、哲学、历史等领域对《中国之命运》的思想体系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郭沫若的《十批判书》《甲申三百年祭》，翦伯赞的《中国史纲》，侯外庐的《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等优秀学术成果，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这些著作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起到了教育团结人民的作用。

加强外事工作

争取国际支持

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必须注意同世界一切反侵略国家进行联络，建立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国际统一战线的方针。重庆成为中国战时首都后，各国驻华使团、新闻媒体以及国际组织云集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由此成为中国共产党开展国际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组织者。周恩来领导中共中央南方局及外事组，结合中国抗战形势的发展、国共关系的变化以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制定了“宣传出去，争取过来”的外事工作方针。他们抓住各种有利机会，利用各种渠道，与各国外交使团和国际友好人士接触，在与他们的交往中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抗日根据地的实际，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蓄意挑衅、制造摩擦的种种阴谋和伎俩，从而争取了国际社会和国际舆论的广泛同情与支持，打破了国民党的外交垄断，促成了1944年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和美军观察组实地考察延安，争取到了董必武代表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联合国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外事工作成功的重要标志。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外事工作获得的巨大成就，不仅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创造了国际条件，它在长期的艰苦工作中积累的经验、提炼出的理论、培养出的人才，以及在国际社会中所赢得的信任，还为新中国外交工作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区委党史研究室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