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上下半城交界的十八梯轿铺巷。轿铺巷的艺术雕塑。轿铺巷的轿子道具。“大清邮局”旧址内部的木质楼梯，还原了曾经的建筑构造。白象街的“大清邮局”旧址。

不起眼的一条小巷，隐于十八梯，只有老重庆人能依稀从它的名字中辨认出——这里曾是全城轿行的大本营，汇集了数量众多的“下力人”。

而离此不远的白象街，地处水陆要冲，商事兴旺、寸土寸金，革命家、先驱者、实业家风云集荟，不循陈规，究竟开创了多少个第一，难以言尽。

千年重庆城，散落在民间的故事数不胜数，其中这一则，有关轿行如何演变为西南地区民间通信巨擘，有关“下苦力”的“底层人”如何“逆袭”成为富商的掌故，颇有些励志，也有些传奇。

从中国西南邮政史说起

回溯中国西南的邮政发展史，轿行是绕不开的话题。

轿子，我国古亦有之，不过，能支撑起城市交通半壁江山的，恐怕只有重庆。

歌谣中唱道：“好个重庆城，山高路不平，出门要坐轿，游耍不到通远门。”在没有汽车、不通高铁的年代里，轿子、滑竿在山城大行其道，成为最主要的代步工具。

旧时山城爬坡上坎、街巷狭窄，轿子和滑竿小巧灵活的特性就发挥出来了。尤其在仅供一人通行的巷子里抬滑竿，为了保证通行安全，前后两人需得一路对上“报路号子”，也称“报点子”，例如前说“天上一朵云”示意路旁有小孩，后答“地下一个人”便是回复。这些铿锵的字词，在爬坡上坎间起伏，就像一首首富有趣味又激昂的歌曲，成为旧时山城的一大风景。

同时，号子在特殊时期也隐藏着极大的秘密。

别看轿夫都是底层百姓，他们强大的信息收集能力却是别人难以拥有的。于是号子被赋予了新的含义，“一踩一滚——十拿九稳”，明面上是脚下乱石——大家踩稳，暗地却是情况不明，莫忙行动。“黄丝缠脚——金蝉脱壳”，明面上是有器物绊脚——蹬脱了事，暗地却表示已被盯上，赶紧脱身……轿夫间自发形成的信息收集、传递功能，恰是轿行、邮递、物流业一脉相承的明证。

轿子最初是统治阶级和有钱官宦的专属，是名副其实的“公务车”。随着重庆通商日益活跃，川陕云贵甘等省商旅往来频繁，临时找来的小轿，雇主往往担心轿夫的人品，于是，专门从事抬轿子业务的店铺——轿铺应运而生。这其中，轿铺数量最多的，位于上下半城交界的十八梯轿铺巷。

据史料记载，轿铺巷三面封闭一面开口，街面宽敞，巷口小楼朝向大街营业，“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入夜，全城的轿子陆续归集，从巷口开始叠罗汉，人声鼎沸，好不热闹。轿夫则一部分挤在巷子两旁的轿铺里，另一部分干脆上街随便找个角落落脚，大街上灯红酒绿，美食荟萃，招展的店幌、闪烁的霓虹灯下家家打拥堂，狭窄的街道伴着留声机播放的市井新曲，舞厅传出的嘣嚓嚓之声，茶楼说书人的精彩故事吸引着乐不思归的夜不收，于是有“一条死巷互不相连，轿子轿夫各住一边”的说法。

从单纯的服务业到形成庞大的产业链，看似数量上的增加，实则是业务上的进一步细分。据《城市地理·重庆轿帮风云》考证，轿夫除了抬轿，也顺带帮人送信送物，称为“甩手”，由此发展出第一个细分门类——“信轿行”，其在从事客运生意的同时，也承接信件的来往、货物的运输和汇票的传递。

清道光、咸丰、同治年间（1821-1874年），川盐兴旺，重庆作为四川最大的物资集散地和西南贸易中心，对交通物流运输的需求更甚。彼时，全川运输主要依靠江河通道，称为“水脚”；不通水运的地方，则靠马帮驮运和人力挑运，称为“旱脚”。由此，西南各大轿行以重庆为中心迅速兴起。也是在此时，大批豪绅富商崛起，拥有一辆专属的“私家车”装点门面成为标配，于是，专营街轿的“小轿行”进入发展鼎盛期，轿子的种类也增添了凉轿、藤轿等，轿子、轿夫一律“持证上岗”，和现代出租车如出一辙，身影遍布各个码头、娱乐场所、餐厅旅馆。

第三个细分门类则是由服务“白喜事”转为服务“红喜事”的“花轿行”，其一诞生便迅速在江南、江北流行开来，成为婚庆业的鼻祖。

时间一长，一些小轿行眼红花轿行生意红火，开始接揽红白喜事，双方互相倾轧，暗地里大打出手，告上了巴县衙门。两方还拉拢作壁上观的信轿行调停，重新回归到谈判桌前。

至此，信轿、小轿、花轿三行经营业务被细致划分并严格执行，大家各守其规，互不争抢。

百年信轿行滇城崭露头角

关于小轿行、花轿行的历史沿革，这里按下不表，只单讲西南地区此后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百年老店”——“麻乡约”大帮信轿行的发展历程。

何为“麻乡约”？《中国邮政简史》记载，“麻乡约”起源于一种古老的民间送信组织。明末清初，经湖北麻城中转的大批移民被迁徙到巴蜀垦荒（又称“湖广填四川”）。由于移民思乡心切，每年约集同乡推选公正、严谨、守信的人回乡，捎去信件、土特产，携回家乡人的瞩托，年年如此，相约成习，人们称其为“麻乡约”。

据《近代西南地区“麻乡约”研究》一文记载，“麻乡约”大帮信轿行的创始人姓陈，其名不详（现一般传说为陈鸿义），生于清嘉庆年间，祖籍綦江。他自幼父母双亡，打小为生计奔波，常年活跃在重庆各处抬街轿，其为人认真负责，诚实守信，从无差错，加上面有麻子，故有人送他绰号“麻乡约”。

相传1852年，清廷四川建昌道唐鄂生赴滇升任云南布政使，路过綦江时，麻乡约充为轿夫。他抬唐母所乘坐轿，一路四平八稳，侍候周到，深得唐鄂生与其母赏识欢心。

到云南后，唐鄂生看麻乡约为人忠厚老实，头脑也灵光，有意提携其为官，却遭到了拒绝。麻乡约说：“我大字不识一个，再说，做官哪有在乡野间来去畅快？”与此同时，麻乡约提出了另一个请求：“希望能开一家信轿行，找点‘下力钱’糊口，便满足了！”

唐鄂生听闻一笑，问：“要以什么为招牌？”麻乡约答：“人家都喊我‘麻乡约’，就叫这个名吧！”

当年，在唐鄂生的帮助下，麻乡约大帮信轿行正式在昆明成立了。

回迁白象街全盛发展

话分两头说。重庆地区小轿行、花轿行、信轿行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后，在业务划分和规章制度方面已日趋成熟。有着多年“基层”工作经验的麻乡约，将这些好经验、好做法带到了昆明，并创新运用到了经营当中，加之唐鄂生的帮忙，很快，大帮信轿行声名鹊起。

麻乡约的经营理念，可归纳为八个字：制度规范、顾客至上。简单几字，却被麻乡约做到了极致。

这里试举两例。

一单生意成交后，轿行便立即开出客运清单（又称红单），注明轿子运行的起止地点，同行轿子数量和轿夫的姓名、人数、费用、随带行李件数等，交由顾客，以备随时点验。待抵达目的地后，顾客要在清单上签注意见，再交给轿夫回交到轿行管理处，才表明这趟客运圆满结束。

轿子在运送途中，如果因轿夫抬滑了轿子，损伤了人和财物，由轿行负责医治、赔偿损失。有误行程时，立即派人换抬，继续行驶。

懂行、诚信，经营管理自有章程，令麻乡约的生意越做越大，其“长途客运”业务甚至一度延展至缅甸、越南等地，其线路之长、运量之大，令同行望其项背。

而后，麻乡约又依照信轿行三大主营业务，成立了分公司：专门经营客运的叫麻乡约轿行；经营货运的叫麻乡约货运行；送信的叫麻乡约民信局，此时仍以客运为主。

1862年，年过半百的麻乡约思乡成疾，他回到綦江东溪镇，创办了“麻乡约民信局”，将原本只作为轿行附属的民信寄递和兑汇，发展成为专营业务。

1866年，麻乡约民信局总局在白象街设立，同时，麻乡约货运、轿行等全部业务重心均由昆明转移至重庆，辐射整个西南片区，进入鼎盛发展期。

在这期间，更多令人叹服、为之称道的经营策略，在麻乡约全系业务中予以展现，尤其是大幅推进了民间通信的快速发展。

例如，信件寄递方面，麻乡约民信局视路线远近、行程难易，规定了信资标准、日程长短、寄递方法和每月寄递的次数。“正站”代表平信；“快站”代表快递，又分为“火烧信”和“幺帮信”两种快递。“火烧信”会把信封烧掉一角，表示“火烧眉毛”，必须日夜兼行、加急送到；“幺帮信”则用数层油纸紧紧包裹，缚上木片，即使山高路险，信件不慎落水也不会浸湿。

麻乡约信差都是专门的跑信伕头，他们用肩挑，将信包紧缚在两头向下弯曲的扁担上，攀山越岭不在话下，特派急迅快跑信差则不能多带其他信件，安全快速郑重专递，使命必达。

直至大清官办邮局成立，麻乡约民信局都承担着绝大多数重庆老百姓信件的传递以及各大商号汇兑业务，在重庆乃至西南民间通信业务发展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官民携手成就一段佳话

1884年，李鸿章创办的招商局在重庆设立“招商渝行”，提供报关服务。同年，英国商人立德乐征服川江，在朝天门登陆，将西方的邮递事业带到了重庆，设立重庆第一家商埠邮局，名为“重庆信局”。1893年，这间邮局发行了重庆史上第一张邮票。

而后，西方商人在我国各个重要城市陆续设立私人邮局，其中以立德乐的“重庆信局”为最大规模。

重庆地处川江咽喉，地理位置重要。因此，1896年，清政府特拨库银150万两，批准成立由重庆海关兼办的寄信局，设址白象街154号，即重庆海关报关行旧址。1897年，海关寄信局在原有基础上进行扩充，正式成立了重庆第一家官办邮局——“大清邮局”，开始和立德乐开设的“重庆信局”打擂台，誓要将国家邮政专营权重新夺回。

此时的重庆，虽已有了自己的邮政机构，但在发展的路上却步履艰难。

一方面，清政府已大厦将倾，单靠政府力量无法和外商邮局抗衡。另一方面，麻乡约民信局邮路广、信誉好、资金雄厚、运送速度快，深得人心。大清邮局持续运用一些行政手段，对麻乡约民信局进行打压，垄断轮船运邮，拒绝运送信件，其结果是引起了各大票行和老百姓的强烈不满，在数次与麻乡约的正面较量中败下阵来。

内忧外患之下，1902年，大清邮局终于“放下身段”，寻求与麻乡约的合作。面对民族大义，麻乡约站了出来，同仇敌忾，绝不让西方通信运输势力凌驾于中国海关之上。

据记载，那一时段，麻乡约无私地将自己在各个网点分局的分布、管理制度、财务税收、经营模式等分享出来，供大清邮局充分吸收，帮助其大力开发邮政代办网点，拓展了许多灵活的邮政快递业务，同时降低资费，保持亲民，进一步完善规范管理制度，并充分发挥自身邮路广、市场覆盖广等优势，不断抢占挤掉了“重庆信局”绝大部分市场份额。

这一段官民携手斗洋商的故事，成为了一段佳话，并奠定了重庆本土近代邮政事业的基础。

1934年，国民政府交通部以信函业务为国家专营为由，强行关闭民信局，麻乡约民信局业务基本结束。

至于货运、轿行，研究普遍认为，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20年代，之后，在军阀连年混战和官僚资本的重压下逐渐走向了衰落。至1949年，“麻乡约”全营业务被迫停业。

时至今日，关于麻乡约的故事已渐而远去，但翻开历史泛黄的内页品读，“小人物”的胆识与气量、企业家的人品和智慧，面对内忧外患时的民族气节，无一不令人回味感怀。风雨百年“麻乡约”，轿夫那一声声吆喝，至今还在川黔道上萦绕回响。

记者袁侨偲王欢文/图